《山海经》曰：“闽在海中”。绵长的海岸线与山岭遍布的陆地，让福建看起来仿佛是一部“打开的山海经”。

为了获取海洋的“渔盐之利、舟楫之便”，数千甚至上万年前，福建先民便开始走向海洋，不安分的族群个性又促使他们跨越台湾海峡，进而驶向茫茫无际的太平洋。

千万年间，沧海桑田，闽人紧随大海的脚步，搏击风浪，览尽甘苦与沉浮。他们是中国的“海上马车夫”、中国的“世界人”，穿越古代、近代、现代，闯荡天下，生生不息。

由于缺乏文字记载，许多历史故事大多湮没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随着现代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这些消失的远古历史又被重新发掘出来。今天，从太平洋视角来看福建，我们将看到一部更加波澜壮阔的远古史。福建第一大岛、我国第五大岛——平潭岛，就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穿越之门”，引领我们走入历史深处。

1958年全国文物普查时期，考古人员在平潭县平原镇南垄村发现了壳丘头遗址。由于种种原因，此后并没有对其进行正规发掘和保护。1985年，福建博物院派出考古队，对其进行首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收获颇丰，共清理出21个贝壳堆积坑和一座墓葬，出土石器、骨器、贝器、陶器等遗物200多件。根据碳十四测年结果，壳丘头遗址距今约6500年。

壳丘头遗址是典型的贝丘遗址，主要文化层的堆积物80%以上为贝壳，居民采集食用的贝类有19种之多，其中绝大部分为丽文蛤。可以想象：距今6500多年前，壳丘头处于山麓与海湾间的台地之上，地势平坦，日照充足。这里为壳丘头先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充足的天然资源，成为海岸边一处理想的聚居地。

福建博物院研究员、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院长范雪春告诉记者，壳丘头遗址是目前福建沿海发现的最早的一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也是台湾海峡西岸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

遗址还发现了以平面呈梯形的小型石锛为代表的磨制石器，以及少量的穿孔石器。“不要以为磨石头很简单，这在当时属于‘高科技’。”范雪春说，通过借助外力，史前人类将工具越做越精细，用途也越来越广，帮助他们达成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成果。壳丘头出土的石锛普遍较小，有的长度仅有3.5厘米，很难作为单体农业工具使用，应是作为装柄的复合工具，用来采集或攫取食物，更有可能是用于修房或造独木舟的工具。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陶器的发明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人类首次通过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转变成另外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是新石器时代开始的重要标志之一。

壳丘头出土的陶器主要是以陶釜为代表的生活用器。这些陶器虽然烧制火候不匀，但纹饰种类却不少，包括波浪纹、贝齿纹、戳点纹、刻划平行条纹、指甲纹、绳纹、磨光黑陶和红衣陶等，颜色以灰、黑、灰黄、红、褐色为主。从其别具匠心可以看出，壳丘头先民已有闲暇的时间和多余的劳动力把玩泥土，点缀海边的日常生活。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纹饰、器型的比对，我们发现壳丘头文化跟台湾的大坌坑文化有很多共性。”范雪春告诉记者，上世纪60年代，台湾大坌坑遗址被发掘出来。壳丘头和大坌坑两地出土的陶器都以粗绳纹、夹砂陶为主要特征，很多都印有相似的波浪纹、贝齿纹、指甲纹和刻划纹等，反映出当时两岸先民对大海的热爱与崇拜，也说明两者处于一个文化圈里。

壳丘头文化并非孤立存在，除了福建发现的平潭祠堂后遗址、闽侯昙石山遗址下文化层、闽侯溪头遗址下文化层等之外，南至漳州、金门，东到台湾，皆存在与壳丘头文化特征相似的文化类型或遗址，其影响力甚至覆盖到更远的越南所在的中南半岛。

美国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考古学家巴里·罗莱（Barry Rolett)认为：“通过在平潭壳丘头文化遗址、龟山遗址、东花丘遗址等的调研，推断平潭很可能是波利尼西亚南岛语族海上迁徙的第一块踏板。这里发掘的数处考古遗址，以及出土的文物，都显示了平潭和太平洋岛屿之间的联系。”

跨过海峡，漂洋而去，福建先民的足迹可能不只台湾岛，还有更远的太平洋、印度洋。近年来，国际学术界一个热门课题——“南岛语族”的研究，再次把目光聚焦到福建等中国东南地区。

这些相隔万里看似毫无关联的人们，在语言和文化上却表现出超乎想象的相似性。那么，这一海洋族群的发源地在哪里？是怎么扩散的？是怎么走向太平洋深处的？

上世纪60年代，台湾大坌坑遗址被发掘后，人们发现它跟环太平洋地区的遗址性质相似，从生产工具、生活用器到习俗，都非常接近。1987年，著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指出，大坌坑文化是台湾少数民族文化的基础，是台湾“南岛语族”的祖先文化，原“南岛语族”的起源地有可能是大陆的东南海岸。

近年来平潭壳丘头遗址群的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则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根据焦天龙教授的研究，大坌坑文化的特征与同时期的福建和广东沿海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非常相似，表明台湾的这一史前文化应是在大陆东南沿海的不断影响下产生的，而大陆向台湾的移民可能是最主要的因素。

2010年11月，福建来了一群独特的“太平洋客人”。当年7月，6名南岛语族后人（来自法属波利尼西亚）登上仿古独木舟，从南太平洋的大溪地启程，借助星象、季风和洋流，一路北上，途经库克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等地，远航1.6万海里后，抵达平潭壳丘头遗址、闽侯昙石山遗址。

这是一段如沧海一粟般的漫长漂流，也佐证了从中国乘独木舟漂到南太平洋诸岛的可能性。法属波利尼西亚独木舟协会会长凯达布说：“虽然我们的宗教信仰来自欧洲，但从人类学来讲，我们的根在中国，这是一次回顾历史的历程。”

令人欣喜的是，这几年，随着语言学、分子人类学等多学科的快速发展，一些学者利用DNA测序和分析等技术，研究推出了一批重大成果，为进一步研究“南岛语族起源及扩散”提供了学术支撑。

厦门大学历史系董建辉教授告诉记者，从历史语言学最新研究成果来看，在当今的闽方言（闽南话、福州话等）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南岛语系词汇，虽然历经2000多年的发展，南岛语系的因素并没有消失殆尽（例如福州话和南岛语中，“脚”均发音“Ka”），很多南岛语系词汇已经融入闽方言中，成为其“南岛语底层”。

科技考古全面开拓了以往的考古学研究不能涉及的领域，极大地提高了其科学性和精确度。

2020年5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团队在《Science》在线发表论文《Ancient DNA indicates human population shifts and admixture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China》（《古基因组揭示中国南北方人群的迁徙与混合》）首次通过中国南北方人群的古基因组研究，从遗传学角度揭开了中国、东亚古人群遗传特点、基因交流与迁徙融合等若干谜团，呈现了中国史前人群遗传与演变历史。

付巧妹团队运用古基因捕获技术，成功在福建漳平奇和洞、闽侯昙石山和溪头遗址的史前人骨中提取了DNA，并与来自南亚及太平洋岛屿的古人群DNA进行比对，其结果进一步证明：广泛分布在太平洋岛屿的南岛语人群，与中国早期南方沿海地区人群直接相关，且可追溯至8400年前。

2021年2月22日，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传超教授联合全球43个单位的85位共同作者在《Nature》上发表论文《Genomic Insights into the Formation of Human Populations in East Asia》（《基因组学解析东亚人群形成历史》）通过古DNA精细解析东亚人群8000年来的迁徙和混合历史，这是目前国内开展的东亚地区最大规模的考古基因组学研究。

在这篇论文中，王传超团队在全球首次发表了台湾古人基因组测序数据，涵盖台湾新石器到铁器时代的汉本和公馆两处遗址。研究团队对两处遗址中的46个个体DNA进行测序，并将其与大陆现代壮侗语人群、台湾和东南亚的南岛语族人群，以及6000至8000年前的大陆古人DNA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台湾2000至3000年前的古人与福建及其周边地区古人以及现代壮侗语人群有最近的遗传关系。

王传超告诉记者，这是首次以台湾本岛古基因组作为事实支撑，直接证明了台湾少数民族所属的南岛语族起源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也从遗传学层面反驳了“台独分子”所宣扬的台湾少数民族与大陆无关的所谓“南来说”。“这就像我们做亲子鉴定一样，是一个最直接有力的证据。”

尽管肉身已经逝去，遗骨却抵御住时间腐朽万物的力量出现在今人面前，吐露隐藏千年的秘密。

万年时光是一片沧海，人类如微尘一般存在。我们进食、生存、繁衍，不断进化，也在无常中追求永恒与生命绚烂的声张。沿着时间的长河逆流而上，我们看到了“你”，也遇见了“自己”。